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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下的绍兴新昌县:线上代买订单激增、菜场人流减少...

距离武汉800公里外的浙江,已成为除湖北之外,新冠疫情第二严重的地区。温州、杭州、台州、宁波四地,成为浙江省确诊病例前四名的城市。省会城市杭州,已经在这两天,启动了这个城市可能有史以来最严格出勤管制。

阿里集团西溪园区所在地的杭州余杭区,以及相邻的拱墅区的所有社区和地方,实施了最严格的所有小区封闭管理。每两天只允许1人出门采购一次,进入菜场的次数,需要凭票核实频次。

鲁迅先生的家乡,地处上述四个城市中间的绍兴,疫情情况则在浙江排在中间位置。

绍兴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疫情,绍兴却不是疫情关注的重点城市。绍兴下辖的新昌县,更不在舆论的焦点里。虽然,这是一个与宁波、台州接壤的县城。这个县城就像浙江防疫严峻的城市之间,一个安静的存在。

但是这个小县城的防疫情况,却因为这是一个小县城,表现出和外界正在行动和关注的防疫情况,有着很多的不同。毕竟,疫情改变了这个小县城的春节。互联网又拉平了地域之间的信息差。主流视野之外的县城,在抗疫执行过程中,又有着一个县城的生活方式,和全国共同聚焦的些许不同。

紧缺的口罩,不停的加班

口罩,全国都需要,新昌县城也需要。

新昌城南乡卫生院的医师黄莹莹(化名),原本被安排腊月廿九(1月24日)值班,之后休息。没想到却从廿九又上到正月初八,才熬到一个休息日。疫情,让她的休息,全听上级安排。

年前几天,县城里到处播放着《好日子》,全城洋溢着过年的喜庆。但很快,这种喜庆在疫情下,就变得沉寂。

1月21日,农历腊月二七,因为钟南山院士提到“人传人”现象,民众开始高度紧张。但在新昌县城里,买口罩、戴口罩的人依然不多。在人群高度密集的菜场里,也只有几个人带着口罩。

1月23日,对浙江、新昌来说都是分水岭。当天,浙江省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。隔天24日是除夕,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湖北等九地也启动一级响应。小县城也在当天,宣布了第一例确诊病例。

药店的口罩,可以用一夜间被抢售一空来形容。除此之外,还有陆续传出口罩涨价及售罄的消息。黄莹莹1月23日买的口罩,28日才由顺丰送达。

黄莹莹和同事们等着上级总院发放口罩,但是总院已经缺货了。2月1日,农历正月初八,新昌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,不得不向社会求助,募集医疗物资。而绍兴市所有药店停止口罩售卖,全部改为网上预约制度。每人每日限领一次,凭医保卡收货。

也就是说,如果一次申请领取10个口罩,10天后才能申请第二次。网站没有公布每天限领口罩数量,许多人刚点进去,就弹出申领结束的通知。这种申请领取物质的经历,从未出现在80、90后的人生经验里。70后以上年龄的人,也不是很会在网站操作申请。

黄莹莹自己,也只能领到一次性医用口罩。

问题并不限于口罩了。由于每天接触的人多,村民不愿意让她回村,称她是“危险人物”。她和部分医护人员,只能选择住在医院里。值班时间也不能固定,因为可能随时会接到值班电话。

伴随着村镇的封锁,2月1日开始,新昌县城南乡发布了疫情防疫期间有奖举报的通告,对举报新线索,经乡政府核实确属前期未掌握情况的,落实一人,奖励第一举报人300元。这种举报电话,对于黄莹莹来说,不排除就是一次“折腾”。

因为一旦接到警报,黄莹莹等人必须立即出面核实情况。多数情况都是虚惊,“明明没有发烧,瞎折腾一场。”县城里的人们,面对一个极端情况,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,利益抉择、个人自保,以及对他人权利的尊重,还在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。

黄莹莹的另一部分同事,被安排去站道口,做着路过行人测体温的事情。三天一轮班,从初七开始,24小时监测。“女孩子日班,男孩子都是夜班。我们申请前夜班也可以,不过白天车很多事情多,但是夜里又太冷。”

值班、出动、站道……黄莹莹觉得虽然比不上支援武汉防疫前线的医疗人员,但她依然感到疲劳不堪。唯一一次暖心的时候,来自一个意外的感动。“那天道口一个劲有人问我,他带的口罩有没有用,我说好用的。他就拿出一道给我,我差点落泪。”

尽管如此,她却不怪自家村民不愿让自己进村。她觉得,这不是一个能轻易打消疑虑的特殊阶段,而且,她觉得她自己也不是最辛苦的那一批医护人员。

营业的超市,应急的物资

1月25日开始,除了那些保障基本民生必须品供应超市、药店之外。整个小县城其他线下店,几乎都已经被关停。

1月27日开始,新昌县的城乡公交与公共汽车,也停止运营。

1月28日开始,饿了么在新昌县的区域数据显示,这里的线上代买订单快速多了起来,不少家里囤菜的情况,开始告急。饿了么外卖骑手小胡(化名),从这天开始,每天几乎都要接到40多笔订单。

从除夕到初六,单笔订单的收益可以超出以往的十几、二十元。初七之后,再恢复到5元。小胡介绍说,他接的代买订单,主要集中在超市类物品,尤其蔬菜和肉类购买需求大。

“买肉必须在上午,下午就没有了。”他掂量着一块肉,判断新鲜程度。客户原本要求买豆荚,价格16.8元,他觉得没买肉划算。价格是代买的敏感因素,“买贵了他不要,就麻烦了。”

特殊时期,客户不会因为超时,不耐烦地催促。小胡更愿意花时间在与顾客的事前沟通,到超市打电话给客户,最后确认要买的东西,现场报价让客户自己判断价格是否合理。

这个跑腿的活,挣的就是那种大家不想或不敢出门的辛苦钱。

饿了么在县城里,总共有两个站点。每天为骑手提供两个口罩以及两次消毒,每个站点约20名骑手。配送范围三公里,基本能够覆盖整个主县城。另外,美团在这个县城,有3个站点。

对比正在发生疫情的全国其他地区,以及这个小县城居民的心里感受,小胡认为他们,反而是最懂得防护的人。“这么说吧,全国有500多万名饿了么骑手,没有出现一例感染。”

经常出入各大小区,他对各个小区的情况了如指掌。“翡翠公馆的病例2月1号公布确诊,我在1月27日送货的时候,就已经看到有穿着防护服的人员在那里消毒了。”

县城里总共两个大型商场,如今只剩下两个超市还在营业。小胡常去取货的沃尔玛,位于县城的城西边,2017年年末才正式开放。相比“老牌”的世纪联华超市,人相对要少一些。

一方面,是因为世纪联华开店更早,所处位置也更加中心;另一方面,则是由于不久前确诊的病人,曾经带病来过沃尔玛,引起了恐慌。

沃尔玛超市门口,站着拿着体温监测仪的工作人员,每测一次体温,就自发做一次提示:“超市4小时消一次毒,你们放心”。

沃尔玛的货架上也没剩多少新鲜绿叶菜。管理人员表示,沃尔玛在杭州和嘉兴分别有仓库,负责华东地区约100多家沃尔玛门店的供应。除蔬菜因为运输原因可能缺货外,其他商品均供应充足。销售额也并未受到疫情严重影响。虽然人少了,购物车却都大了,因为单次购买量变大。除了蔬菜和肉类,就属馒头、饺子、方便面这些基本食品受欢迎。

疫情引发的恐慌,曾经在这个小县城发生过抢购大米的情况。沃尔玛不得不紧急采取了大米限购措施,规定每人每次只能购买6袋大米。“我们这么做,并非是供应不足,而是为了在此时平价供应,稳定情绪。”沃尔玛的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
超市标注的消毒信息,以及大品牌的品牌溢价,还是给了消费者莫大的安慰,“这种时候,还是去超市比较放心。”

疫情下的低欲望消费

去超市买菜的人多了,菜场的人流减少最明显。城东的大型菜场,悄无声息地在正月里关了门。在尚在开放的社区小菜场前,总是会站着五六个监测体温的工作人员,戴口罩成为可以进入菜场硬性要求。

有些商户因为买不到口罩,不得不歇业闭店。菜场里几个摊位,空空荡荡。剩下的商户,戴的口罩也是五花八门。有自制的布口罩、一次性口罩,或是N95的医用口罩。

卖菜的商户很少,进来买菜的顾客就更少了。钟楼菜场商户梁建勇(化名)开玩笑地说:每天买菜的,还没卖菜的多。

钟楼菜场是新昌县城最大的菜场。除散卖摊位之外,还是不少乡镇菜场的批发市场。梁建勇也是大批发户。“现在一般跨过杭州去嘉兴进货,杭州的菜价太高了。”即便是少量进货,每天也会剩下一些。梁建勇决定先卖完这一批,再考虑进货。

除了菜场和超市,县城人还有其他的蔬菜购买渠道。城东最大的东联菜场关门了,马路上则多了一条约十米的临时卖菜摊位。这条空阔的三岔路路口,因为不用挤在密闭的菜场里买卖,不少人更愿意在这里买到新鲜菜。

而卖菜的摊主,都是本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,带着泥土的竹笋和胡萝卜,摊放在尿素袋上,告知着这些蔬菜来自自家种植。对于这些占道摆摊的卖菜老人,当地城管也默认放行。其实每逢过年,城管和这些摊主,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。“现在疫情期间,保障基础物质供应的卖菜行为,更不会干预。只要戴口罩,他们(城管)不会管。”

梁玉娟(化名)带着一个布制的口罩,每天早上6点半,骑着电瓶车从村里出发。电瓶车上,是她早晨起来,刚从自家菜地拔下的小青菜、胡萝卜等蔬菜,前往县城去卖菜。

和大多数村一样,梁玉娟的村口也有村民把守,拒绝外村人进入,但本村人出入尚没有限制。过年是老两口“创收”的好时候,以往几年,每天不到下午,菜就卖光了。今年买菜的人,也不如往年多。

梁玉娟坐到下午1、2点左右,菜还有剩下不少。每有一个人经过,所有人都开始卖力推销,并主动降价。好在不少人为了少出门,愿意就近的多买一些。加上菜场关闭之后,也给梁玉娟带来了一些客流。

城里人要想不出门就吃到新鲜蔬菜,还有一个办法,就是托乡下的亲戚,捎点自家种的青菜萝卜。从村里开出去的车,顺带都会帮着捎上点地里的菜。这是只有县城这种小范围地方,城乡之间的熟人连接更为紧密的县域生活方式,才有的便利。

买菜这事,除了开源,还有节流。菜式少了,菜量也少了。原本用来招呼亲戚囤的菜,可以吃上好几天。还有,和蔬菜、肉类这些生活必需品相比,水果店生意损失更加惨重。

不少水果店打出批发价甩卖的横幅。县城一家山东水果店的老板,不得不在店门口挂出“箱装水果,100元4箱”的促销字样。按照他的说法,这些原价45-65元不等的箱装水果,每卖出一箱,就要亏十几元。可是,如果不卖出去,亏损更大。

这个来自山东的水果小店主,分别在新昌县和马云祖籍的嵊州市,共开了4家连锁水果店。今年都在亏损。原本作为一年营收重头的春节旺季,现在变成了亏损困难期。

尽管价格压得低,也只有偶然看到降价消息的路人,买走几箱。正月初八之后,他的母亲所打理的几家嵊州水果店,面临被迫关停的情况。所有销售渠道,被压缩在新昌县城里澄潭镇上不足20平米的小店里,还要降价出售。

但是他对每个购买的客户表达了感谢:“能卖出去就不错了。”

整个县城的消费欲望,都因为这场疫情,被迫降到了最低点。

这一场疫情,在物理上不仅切断了县城与农村之间的联系,也阻隔了村与村的联系。停开的城乡公交,被土堆、砖墙、大卡车、大树捆隔断的乡道,所有人自觉把自己困在一个个网状的格子里。

调配物理距离阻隔后的不适感,手机帮了大忙。互联网最大程度地拉平了信息接收速度,乡镇县城的人们,通过抖音、快手、头条、微信等,获取与城里等量的信息。而农村里畅通的线下交流也还在继续。譬如,谁家有从武汉回来的,温州回来的,台州回来的,隔壁谁家咳嗽了几声?这些信息都在快速汇总,再通过手机广泛扩散。

当人站在这个疫情时期的小县城,表面上看到的反而是一个更为平静的社会景象。更多的改变、适应和调节,都放在了心里。人与人之间的表面状态,依然传达着乐观的情绪。毕竟所有人都希望,这场疫情,快点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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