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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Work出售中国区业务股权 镜花梦已“破灭”?

在今年初,疫情尚未席卷而来时,就有相关知情人士透露,新加坡国企淡马锡和私募股权公司挚信资本希望购买更多股份,使其成为WeWork中国的主要股东。

彼时,WeWork拥有WeWork中国59%的股份,其他投资者包括软银、弘毅投资和挚信资本。

在发酵了半年后,WeWork出让中国业务股权的传闻终于落地。

9月24日,WeWork宣布,WeWork中国获挚信资本2亿美元追加投资,挚信资本(Trustbridge Partners)现在对WeWork中国的持股比例超过一半。

从WeWork撰文的角度来看,仍未放弃对于WeWork中国的发展计划,WeWork全球首席执行官桑迪普·马特拉尼(Sandeep Mathrani)表示:“新一轮的投资预示公司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;我们也找到了挚信资本作为WeWork中国开创下一新篇章的最佳合作伙伴。”

挚信资本救场

WeWork把挚信资本称为“合作伙伴”,但当挚信资本完成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后,WeWork已不再享有对中国区业务的绝对话语权。

更为重要的是,WeWork失去了中国区业务运营控制权。

不过,缺钱的WeWork最起码把这个运营权也卖出了一个价格,WeWork宣称,将继续在品牌和服务上获取年度服务费。

有业内人士表示:“虽然WeWork陷入了财务困境,但过去塑造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效应,在行业内仍然处于领导地位。”

WeWork在烧了以软银为首的投资人超过百亿美元后,在圈地和品牌上成为了业内第一,虽然品牌输出这点收入相比起当初投资的百亿美元来说,聊胜于无。

在2018年WeWork中国的B轮融资中,挚信资本参与领投了5亿美元,这是挚信资本第一次出现在WeWork的投资人名单中。相比起软银、淡马锡这样如雷贯耳的投资人,挚信资本的名声显然没那么显赫。

挚信资本是专注于投资中国市场的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平台,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成长期和扩张期企业,过去的投资业绩包括参与13年蘑菇街B轮融资、15年嘀嗒出行C轮、美团点评E轮等等。

从WeWork IPO的状况来看,极少投资人会为其高估值埋单,利用股权向新股东融资已经是极为困难的事情,这种情况更是引来了市场对联合办公行业的质疑,之后的优客工场等企业IPO也是极为不顺,那么利用现有股东进行融资便成了一个选择。

WeWork由大股东软银接盘创始人股权介入具体运营作为结束,WeWork中国也走上了这条类似的道路,为什么是挚信资本入场也有迹可循。

WeWork中国过去的融资方包括弘毅投资、Temasek淡马锡、软银中国资本、挚信资本、软银集团等。

其中,弘毅投资是联想控股旗下的专业投资基金,介入运营并不现实;软银集团自顾不暇,自身陷入了不小的财务困境。而且,去除忙于拯救WeWork大集团的软银,那么可选的便只剩下淡马锡和挚信资本。

从挚信资本的投资人名单中,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大学基金会、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(如新加坡淡马锡控股)及部分私人投资者。

挚信资本也代表了淡马锡的利益,所以由挚信资本出面显得在情理之中,而且为了拯救之前的投资,挚信资本选择亲自下场。

WeWork中国还宣布,挚信资本运营合伙人姜跃平出任公司代理CEO,其曾经为美团点评高级副总裁,直接空降了一位领导者,这显然是投资人对于现有公司运营状况的极度不满,而曾经的WeWork大中华区总经理艾铁成何去何从,公司并没有给出解释。

这是不是意味着,过去WeWork中国的战略扩张仅仅是空中楼阁?存在于纸面上的盈利计划,并不是投资方所希望看到的。

WeWork表示,在继续削减开支的背景下,WeWork将出售其在中国业务的多数股权。

由此来看,WeWork出售中国区股权的原因,仍然是因为这部分业务在持续亏损。在WeWork强调现金流回正和盈利的情况下,有一位投资人愿意下场运营还能收取品牌收入,显然是不错的买卖。

虽然股权对价可能价格较低,但对于现在的WeWork中国来说,2亿美元极有可能是救命钱。选择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,更何况他们还保留了部分股权。

从WeWork中国的现状也能折射出WeWork集团的艰难,尤其是疫情期间对这类短租共享办公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。

WeWork已经来不及做镜花梦,强烈的现实让他们只能断臂求生。

WeWork的镜花梦

今年7月份,WeWork执行董事长Marcelo Claure表示,公司有望实现到明年年底运营盈利的目标,明年还有可能实现正现金流,这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时间。

对于一家在过去一年经历了现金流危机、创始人离场、IPO失败、董事会起诉的公司来说,要在明年年底实现盈利显然无比困难。

WeWork采取的办法与当初扩张时“买买买”的战略相似,尽可能弥补犯下的错误;只不过是另一种极端,“卖卖卖”的策略便是尽量将一切没必要或是亏钱的业务都退出,留下核心业务,先保证生存。

最开始是裁员,这项工作从去年IPO遇阻开始便被WeWork提上了日程。Marcelo Claure透露,自去年10月撤回IPO申请后,公司已经裁员逾8000人,员工人数自1.4万的高位降至5600人左右。

其中,WeWork裁掉的最大牌是公司创始人、前首席执行官亚当·诺伊曼,这也是不少人认为是造成WeWork现状的主要责任人,其离开时软银支付给诺伊曼约17亿美元遣散费,虽然软银后续撕毁了协议,但诺伊曼仍然套现超过10亿美金。

相对于股权在手的高管,那些WeWork扩张时被理想和愿景打动而加入公司的员工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据外媒报道,许多员工都被WeWork转移到了外包公司,通过这种方式来拒绝支付遣散费。

在砍掉了日常人员开支这一大块后,WeWork转头看向了那些初生尚不具有盈利能力的公司,并期望减少支出的同时,获得部分现金回流。

WeWork只是The We Company(母公司)其中一项业务,另外两架马车包括WeLive(长租公寓)、WeGrow(教育),这也是当初诺伊曼在为WeWork造梦时,创造的又一个“梦想”。

如今看来,似乎这些都已走向了破灭。

去年10月份,WeWork宣布将在学年结束时关闭其在纽约曼哈顿的私立学校;今年6月份,据彭博社报道,WeWork正与一名顾问合作,商讨移交其位于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两处WeLive长租公寓的运营权。

还有那些在传闻中出售尚未被证实的业务,办公管理平台 Managed by Q,社交平台Meetup,联合办公TheWing、创业公司SpaceIQ等非核心业务。

然而,在核心业务的扩张上,WeWork也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模式,在去年11月份表示,公司正在重新审视其位于英国伦敦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扩张计划。

在今年5月份,WeWork就连续缩减香港业务规模,租用中环商厦H Code多层楼面不足一年迁出,而且这已经是WeWork今年以来在香港弃租的第三个据点,此前包括尖沙咀、观塘等,合计楼面涉及约30万平方呎。

Marcelo Claure谈到,新冠肺炎大流行爆发后,集团的办公地点需求殷切。然而,据相关国外媒体报道,却呈现了另一种情况。

据知情人士透露,疫情对办公业务需求造成冲击,WeWork最近向美国的部分企业租户提供了租金打五折的优惠,以吸引他们签订长期租约,并尽量减少病毒大流行期间的租赁合同取消。

为此,观点地产新媒体尝试致电WeWork询问广州部分门店具体打折情况时,对方表示:“如果直接签下一年的租约,大概可以有7折的优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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