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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

在物质世界中,任何企业、人都无法摆脱两个“宿命”:收益递减,稀缺。

所谓收益递减,指的是在一件事情上进行不断的投入,最终无法换来收益的不断增加,而是在一定阶段后,就陷入到收入增长与投入之间不对等的尴尬之中。

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断言,人们耕种土地获得的产量,并不随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。在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,超过一定限度后,追加的收益会依次递减。

稀缺,则是另外一个难以避免的规律。商品的生产虽然在不断推陈出新,但相比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始终不足,最终的结果,是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与财富,需要不断的投资、生产,以为更多人提供商品。

两者联系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:稀缺在驱动着人们不断生产,但最终的结果,是生产带来的经济增长效果,却越来越低。

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,究竟是什么在维持着经济的增长?

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·罗默,用几十年的研究,就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这个答案,也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,全球科技发展、技术进步,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。

一、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

七十年代的美国,被认为是其历史上最艰难、最动荡的一段时间。在这一时期,美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能力发展到了顶峰,但经济却陷入“滞涨”之中,通货膨胀的同时,经济却陷入下滑。

到80年代早中期,随着电子产业的发展,个人电脑等新兴产业逐渐兴起,停滞已久的经济开始逐渐复苏,以IBM、苹果公司为代表的新型科技企业崭露头角,全球科技产业蓬勃兴盛的肇始,就是在这一时期。

新经济萌动的发展进程,被保罗·罗默敏锐地察觉到。1983年,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《动态竞争分析中的外部性和收益递增》中提出了经济学史中最经典的问题之一:在以收益递减和稀缺为特征的物质世界中,是什么维持经济的增长?

这篇论文,就成了内生增长理论兴起的起点。在此基础上,罗默于1986年写下了另外一篇著名的论文《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》,在这篇文章中,罗默打造了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。

在这个模型中,特殊知识、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。也就是说,经济之所以能够克服收益递减和稀缺的作用,保持增长,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,就在于知识与专业人才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在专业化知识的作用下,资本、各类生产要素产生递增收益。这一点虽然现在看来并不难以理解——甚至是已经称为共识,但是在上世纪80年经济学刚刚兴起不久的时候,这是相当大胆并具备创新意义的思想。

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郑联盛曾经撰文,概括罗默的这一内生增长模型:

罗默排除了外生技术进步、国家差别、偏好甚至是人口规模等变量,强调知识为资本主要形式,构造出一个内生技术进步的均衡模型,其中长期增长主要由生产者的知识积累所推动。一定时间内研究投资加倍并不能使生产的新知识加倍,即新知识生产具有边际递减效应,但是,新知识的研发投资具有自然的外部性,企业的新知识亦对其他企业有着正外部性,而且知识是生产过程中具有边际递增效应的要素。

科技研发、来源于实验室与产业的各种新知识、专业人才的储备与成长,最终都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因素,并对其他企业、产业产生外部性——用简单的话说,就是可以帮助其他人变得越来越好。

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,随着晶体管、集成电路产业的迅猛发展,个人电脑开始走进家庭和各行各业。创造出巨大“增量市场”的同时,也帮助各行各业提升了生产效率、管理能力。

政府部门、大企业都意识到PC、信息化对于管理的重大意义,以甲骨文(Oracle)为代表的功能性软件公司崛起,营业收入达到数亿美元级别。

而这一切的开始,就是肇始于二战时期的各类早期计算机,与电子元器件产业的发展。几十年知识、技术、专业人才的积累,才最终汇集成一个时代发展的洪流。

二、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

20世纪90年代,全球科技产业继续迅猛发展。

19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,以SAP、甲骨文为代表的软件公司继续蓬勃发展,成为与PC相匹配的软件应用最成功的企业,与此同时,互联网相关的产业与应用悄然兴起。

1990年,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(Cisco)上市,并在两年后进入中国市场;1994年,贝佐斯开始创业,打造亚马逊的早期业务网络书店;同一年,杨致远创办门户网站雅虎。到1996年,雅虎(Yahoo!)上市,1997年,亚马逊上市。

几乎同一时期,中国早期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、当当等企业也开始了创业之旅。

企业家精神、专业的知识与技能,在80年代后这一波科技产业早期发展的浪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罗默的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,得到了完美的印证。

知识与专业技能全面参与进了创新型企业的发展,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,彻底冲破了美国70年代经济的滞涨与沉闷。

1990年,罗默发布了《内生技术进步》一文。在这片巨著中,他提出了其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。

这个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假定:

第一,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;

第二,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、有意识的投资行为,即技术是内生的;

第三,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;

在这里有一个问题,即“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”,其中的“投资”,不仅应该看做是简单的金钱、资本的投入,也包括每个人的时间、精力、从业选择方面的投入,这种“选择资本”甚至比金钱更加宝贵。

例如,小马看到了90年代早期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,决定想方设法进入到这个领域,为此他需要进行各种类型的研究和学习,这个过程中,真正的“资本投入”其实并不多,但一个个小马的出现,就已经足够对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进程产生积极影响。

在罗默新的模型中,经济的发展需要四种投入要素:

有形资本;

非熟练劳动力;

人力资本;

技术水平。

在这里面,知识作为生产要素,主要由两部分组成: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,占到了非常重要的比重——考虑到有形资本、非熟练劳动力在大多数时候的非稀缺性——基本上是决定性因素。

罗默所得到的最终结论是,经济规模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,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最重要的。在如今的科创时代,这个结论正在被不断印证与强化。

三、罗默对中国的启示

艰深的经济学研究,得出了一个如今看似稀松平常的结论。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研究的成功——它成为了如今全社会的共识。

罗默的研究成功,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,因为人才与知识的积累需要相对长的投入时间,并且具有很强的外部性。也就是说,会导致很多不尊重知识产权个人与企业的搭便车,甚至是侵权行为。

因此,政府必须通过政策的制定,来支持全社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累积,包括对各类早期研究项目制定补贴政策,对创新型科技企业进行补贴,对专家型人才进行住房、必要生活养老开销的保证等等。

在产业层面,则需要动用政策与金融工具——这一点在过去的日韩、目前的中国尤其明显,去扶植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,让他们积累到更多的专业人才和更强大生产技能。

这也许是保罗·罗默所没有想到的:他在多年前的研究成功,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,并成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的助力因素。

保罗·罗默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保持高度关注,2013-2014年之间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,并多次前往中国参加论坛,在多个城市进行访问调研。

罗默过去对中国的城镇化建设非常关注,他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进程,“新加坡用50年的时间,深圳可能只需要5年”。

但正如他最著名的理论所表达的,仅有资产的堆砌是不够的,他希望人们能够不断的学习,累积知识,这样才能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。

例如,他在2017年新浪财经的一次活动中强调,一份工作应该具有“双重利益”,不仅可以提供收入,还应该为就业者提供学习技能的机会。

罗默举例道,外科医生并不是靠书本来学习做手术,他们会先看书,再观察别人怎么做手术,之后再有人指导他们亲自做。

“很多工作也是这样,重要的学习都在工作中完成,因此重要的不是就业本身,而是保证工作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学习的机会,这样才能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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